第255章 宝芝林业绩与昆明政坛

后世被伊洛蒂 的王月生昏昏睡去，魂穿前世。

吃早饭时，李管家就通报，宝芝林药房的周大掌柜和隔壁昆明分店的刘管事来拜见。王月生急忙让请进来一起吃饭。这个也是王月生之前就一直践行的工作作风，所以无论是李管家还是周掌柜刘管事都不奇怪。一般下面的负责人还把这个看做是一种赏识和亲昵。周掌柜和刘管事很快就乐颠颠地进来给王月生行礼，王月生也不起身，只是热情地招呼他入座，然后让他们自己跟旁边服侍的丫鬟点早餐。这个宅子虽然只有他自己住，但他要来之前，乡下庄园就把成套的服务团队给派来了，规矩自然也是按照家族的定例，早餐连主食带流食加小菜，林林总总不下20道。在王家都是全部上桌的，王月生则是要求每天自己从中点一主食一流食加荤素小菜各两道。当然，新挤的牛奶或者羊奶，以及鲜榨的果汁，是必不可少的。

周掌柜不是第一次跟少爷用餐，早就了解王月生的各种要求和嗜好，于是大大方方地给自己点了东西。刘管事是第一次，但也事先被周掌柜解说过，所以也不扭捏。周掌柜，按照后世的说法，是整个宝芝林药业集团的Ceo，这次是特意从广州赶过来向集团董事长汇报工作的。

1890年，王月生20岁的时候，在广州接收了自家这支在广州的药房，并恶趣味地将其命名为“宝芝林药房”，然后他从后世搬运药方，将西药混入中药材，做出成药，用中药名在前世售卖，并配以后世的宣传文案和宣传画，很快打响了名头，并且开始用后世连锁大药房的理念开始建设分店，以广州为中心，一路向西，分别在桂林、南宁、贵阳、昆明、成都、重庆建设了分店，另一路向南，包括香港、河内、西贡、槟城、新加坡、雅加达、马尼拉建设了分店。赚钱不是主要目的，主要目的是形成网络，积蓄一批人才。所以，他特别交代，每个地方市场占有率控制在10%以内。

周掌柜汇报了一下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的集团经营情况。对，他现在的用词非常后现代，都是王月生指定的后世口径。整个集团的当期收入是33.05万两白银，其中，广州12万，桂林1.5万，南宁0.9万，贵阳0.75万，昆明0.6万，成都2.4万，重庆1.8万，香港5万（含转口），河内0.8万，西贡1.2万，槟城1万，新加坡3.5万，雅加达0.9万，马尼拉0.7万。

总成本大数14万，其中，药材采购8.25万，人工2.4万，物流1.65万，店面租金0.99万，营销0.66万，赞助中医慈善堂会。净利润是19.05万两，其中向家族公中缴纳7万两，两成作为员工分红3.81万两，结存8.24万两。

目前员工总人数约530人，核心技术人员占比5%，包括药剂师兼化学合成20人，月俸15两/人；中医坐诊名医14人，月俸30两/人；普通员工占比95%，其中店员/学徒200人，月俸3两/人；采药工/运输队300人，月俸2两/人；管理人员14人月俸8两/人。

其实，周掌柜和王月生都知道，挂在集团名下的员工总数远不止这些，还有很多用管培生名义派来的老营的学员，以及在各地发展的信息员，他们的薪水都是由集团代发的。把这些费用算进去，其实那8万多两结存的银子就花得差不多了。

至于刘管事，昆明药房的业务收入并不多。但是，作为独立于老营毕业外派的学员组成的情报网络，和王家自己的情报网络，宝芝林集团的情报网络也是王月生交叉核验相关情报、尤其是公开情报信息的重要手段。所以，刘管事主要汇报的是昆明这段时间来的动向。

今年最大的事就是义和团排洋与八国联军侵华，昆明最大的脑袋就是云贵总督丁振铎。他于1899年12月接任云贵总督，，属于保守派官僚，主张“维稳优先”，对义和团运动持谨慎态度，既不公开支持“扶清灭洋”，也不愿激怒列强。面对北方战乱，丁振铎选择按兵不动，未向北方调派云南驻军，避免削弱本省防务。清廷在6月后多次要求各省“勤王”，但丁振铎以“云南边疆多患，兵力难调”为由拖延，实际保持观望，反映出地方大员对中央权威的离心倾向。9月慈禧太后与光绪帝西逃后，丁振铎通过奏折表态效忠，但私下加强与西南其他督抚——如四川总督奎俊——的联系，谋求区域自保。

昆明官府明确禁止义和团在云南公开活动，5-6月间逮捕数名传播“神拳灭洋”口号的民间领袖，防止省内出现反洋骚乱。但民间反洋情绪因北方战事升温，昆明街头出现“洋人招灾”的匿名揭帖。官府加强巡查以防范冲击教堂，派兵保护了平政街天主堂。法国驻昆明领事多次要求云南当局“保护法侨安全”，丁振铎表面上承诺加强警卫，实则限制法国势力进一步扩张。英国通过缅甸殖民政府施压，要求开放滇西商路，但丁振铎以“边境不靖”为由拖延，维护本地商帮利益。

云南这边现在最敏感的事情就是滇越铁路。法国自1898年取得滇越铁路修筑权后，1900年加快勘测步伐，昆明至河口段线路争议激化。云南士绅和官员，如云南巡抚李经羲，反对铁路通过农田和祖坟，丁振铎被迫在“朝廷压力”与“地方民怨”间斡旋，导致工程进展缓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