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45章 早餐众生相与盐枭大业(第2页)

黑井（后世禄丰县）：以黑盐着称，产量占全省半数以上；

白井（后世大姚县）：产白盐，质地细腻；

乔后井（洱源县）：滇西最大盐矿；

磨黑井（普洱市）：滇南盐业重镇。

第二，王家的盐矿一直是大伯那一房的子侄执掌。其实，除了广东和香港、南洋一带的医药产业是他这一房控制，王家的其他产业都是在他的叔爷，也就是云南首富王炽这一房名下。虽然各房都要按照成例，向“公中”，也就是族里交钱，但他非常不适合亲自去查看叔爷那边的产业，哪怕是为了调研。保持应有的边界感，这也是他这么多年可以跟叔爷和大伯这边相处融洽的共识。所以，他还真的不太了解家里的盐矿是怎么经营管理的。

第三，盐和盐税在后世中国人心目中几乎毫无概念。但在封建时代的中国，盐和盐税却是老百姓和中央政府都非常重视和敏感的事物。历代民间造反势力中，大盐枭的身影不绝于史，而前世王月生这一路，盐贩的身影不绝于路，即可知这里面牵扯到了多大的利益。

他在后世调研过，盐税与鸦片税、田赋并称清朝末期“三大政”，是清廷维系边疆统治（如镇压缅北起义、缅甸勘界）的“救命钱”。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后，云南盐税更被用于支付庚子赔款。清代盐税占全国财政收入约15%-20%，云南作为边疆省份，盐税虽不及沿海省份，但仍是中央财政的重要补充。1900年前后，云南盐税年收入约60万两白银，其中约30%解缴中央，用于边防军费、外交支出及官员俸禄。

云南财政70%依赖盐税、铜矿税和鸦片税。盐税支撑省内行政开支（如驿站维护、学田经费）及公共工程（如滇越铁路前期勘测）。盐税收入成为地方督抚与士绅争夺的焦点。例如，昆明盐道衙门与迤东道（驻曲靖）因盐税分成比例多次爆发冲突，甚至引发前年短兵相接的“盐税兵变”

官府推行“盐引制”，通过垄断盐引销售攫取暴利。例如，昆明“同庆丰”商号以每引（200斤）1两白银购入盐引，转售盐商时加价至5两，差价用于官员“养廉银”。盐贩贩卖私盐利润高达官盐3倍（官盐成本5文/斤，私盐成本2文/斤）。滇南盐枭常武装贩运，如今年澜沧江私盐案中，盐枭李二狗率众劫走官盐300引，官府仅追回30引，余下盐斤流入黑市。

盐矿主需向官府缴纳“矿税”（按产盐量3%征收），同时贿赂盐道官员换取开采权续期。例如，抚仙湖盐商周炽昌为延长盐田租期，向昆明盐道行贿5000两白银，却仍被强制改为官营。今年清廷推行“盐业国有化”，强行低价收购私营盐矿。盐矿因规模小无力抵抗，多数被迫关闭。

这个利益链条中最底层的盐工日薪仅铜钱30文（约合米1升），盐矿主却将盐工伤病成本转嫁给官府。5年前抚仙湖盐工罢工，矿主以“官府禁雇”为由拒绝赔偿，盐工被迫带伤下井。盐工组织“锅盐会”，以怠工、毁坏工具抗议。两年前安宁盐矿工围攻矿场，要求“每日加薪5文”，遭清军镇压，死伤20余人。部分盐工将官盐私卖换取粮食。盐工月均偷售50斤盐，收入可购米3斗，远超其工资。盐枭则压低收购价，盐工被迫以半价出售私盐。今年年昆明黑市盐价12文/斤，盐枭仅付6文给盐工，差价用于贿赂官吏。

官盐因高税负质次价高，如抚仙湖官盐含硝量超15%，煮汤发苦，民众转向私盐或替代品，如腌菜、酸木瓜。今年昆明盐市私盐占比达40%，官盐库存积压。盐工贫困化催生民变。后世历史上，明年东川盐矿工将举行暴动，焚烧盐局并高呼“不杀盐官不罢休”，清廷调滇军镇压，死伤逾百人。盐枭与团练武装化。滇南“盐兵”（私盐贩子组成的武装）与官军长期对峙，去年普洱盐枭夜袭税卡，击杀税吏7人。后世1911年昆明“重九起义”中，盐工是革命主力之一。

1900年云南私盐年流通量约3000万斤，占全省食盐消费量的40%。私盐售价仅官盐1/3（官盐每斤40文，私盐12-15文），贫民“宁食私盐，不纳官课”。

整个云南约5万贫民直接或间接依附私盐链生存，形成“无盐不活”的共生关系。盐枭集团形成“总舵—分堂—马帮”三级体系。总舵设于滇南磨黑、滇西乔后井等私盐重镇，分堂控制区域运输节点，马帮负责跨境转运。核心成员多同族联姻（如普洱张氏、大理杨氏），通过血缘强化忠诚，外人需“歃血盟誓”方可入伙。还跨界与贵州苗疆马帮、缅甸克钦族武装结盟，私盐经滇缅边境销往东南亚。

盐枭向贫民低价售盐，逢灾年施粥，换得民众掩护走私，并且逐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。比如，开设地下钱庄，以盐为本发行“盐票”（私盐提货券），流通于滇缅边境；物价操控，在控制区以盐易物，1斤盐换3斤米或1斤鸦片，扭曲地方市场；盐枭在磨黑、景谷等地自征“护盐税”，设“盐保长”调解民间纠纷，甚至代行婚丧典仪；编传《盐神调》《赶马歌》，将走私美化为“劫官济贫”，盐工奉盐枭为“草莽英雄”。

所以，王月生希望亲身调研一下盐矿的生产和盐工的生活状态。盐工、个旧锡矿的矿工、滇越铁路的筑路大军和今后深入乡村的联防队，是他准备发动辛亥革命的武装力量。